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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正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历史视野、文化视野、价值视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代知识分子动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去寻找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什么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呢？这与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文化使命息息相关。

　　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念的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主要谈论了他对当时中国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这个本源是什么？那就是哲学、伦理和人心。为了从根本上改造学术与人心，转变全国的思想，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的书籍，其中包括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和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等。在《心之力》一文中，青年毛泽东这样写道：“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这其中洋溢着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与担道使命。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场是高度活跃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未来主义以及进化论的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博弈中，马克思主义都赢得了胜利，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究其根源，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的救世情怀与解放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尚民信念与大同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理论契合。在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这种理论契合为革命群众的组织动员，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感召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忧患中。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的艰难探索，早已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血脉当中。因此，作为一个政党，它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觉醒的政党，它对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自觉。这就使得我们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不仅能够看到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更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古老的道德生命意识，在他的这种胸怀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的磅礴气势中，焕发出了一种令人震撼的现代光辉。

　　中华文明深厚的道德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的救世情怀，共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信念。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一个延续几千年文化根脉、与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传统血肉相连的政党。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信念，使得它在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的

　　1939年3月底，在延安低矮的窑洞与如豆的灯光下，冼星海创作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并向全中国奏响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奔腾不息的黄河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也象征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奋斗历史。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广阔的救亡情怀，带领着中国人民奋勇抗争，浴血奋战，一次次点燃了民族内在的火光。《黄河大合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排除万难，以坚定之信仰、顽强之意志、高尚之追求去夺取胜利的鲜明写照。在这片贫瘠而干涸的陕北大地上，那一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窑洞中的小小油灯，向世界映射出了万丈光芒——在这里，红星即将照耀中华；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将焕发新生。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精神的崛起。延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孕育中国革命的圣地，正是因为它内在的精神与信仰。信仰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紧密相连的东西。在艰难困苦、穷乏困顿之中，信仰更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分量。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种震撼人心的解放意识与人民情怀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流逝，磨损其光芒，反而在今天，更加凸显了它深邃的内涵——一个人的价值与幸福感的获得，并不依赖于外在条件、个人地位、物质经济，而是更为深刻地与他内在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这种精神一定是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普遍的人民情怀。

　　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映照出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仰。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它仍旧以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坚定不移的人民情怀、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不断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罗马。当时，他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长的提问时，曾给出过一段相当精彩的答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份答语所彰显的正是这样一种以身许国的信仰、使命、责任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的

　　1989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而实际上，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阶段。而中国却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要想深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脱离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与时代开拓，不仅塑造了全面发展的中国形象，更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于一体的现代文化体系。一方面，它是一个立足中国、胸怀历史、充满动量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显示了我们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以“中国智慧”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吸引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看待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一个中国，同时也是迈向现代化、放眼世界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谈到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近100年间，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为了中国的自由与解放、繁荣与稳定、开放与探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不仅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光辉、引领了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革命征程，更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方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将不仅是充分地实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同时也将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架构贡献来自中国的智慧。